时间: 2023-10-25 16:07:50 | 作者: 建筑桥梁照明
原标题：城市老年公共服务设施供需关系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以武汉市中心城区为例
为应对我国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从空间上形成老年公共服务设施的科学配置，以此满足老年人需求显得至关重要。既有研究多以可达性判断老年公共服务设施的供需空间特征，忽略老年人对公共服务设施的多样需求。因此，本文以武汉市中心城区为例，首先选取养老服务性、设施获得度、设施多样性三个角度构建城市老年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发现其供给水平整体上呈现核心-边缘的空间分布特征，养老服务性、设施获得度与总体供给水平空间结构相似，设施多样性则大致呈现出与总体水平空间结构反向的分布特征。其次基于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方法利用社区老年人口数据展开供需关系的空间分布特征分析，发现老年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与需求指标在空间分布上基本呈现同步状态，但存在少量“高需-低配”和“低需-高配”的显著不匹配区域。
2000年至2019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从0.88亿增至1.76亿，占总人口比重从7.1%增至12.6%。近二十年间，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数量以年均3.7%的增长率增加，中国从初步进入老龄化社会正在迅速向深度老龄化阶段转变 ① ，预计到203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将达到2.6亿,占总人口的18.1% ② 。老年人口的增加直接引发养老以及适老需求的持续增长。《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中提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充分发展、医养有机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与之相对应，与老年人养老需求相关的城市老年公共服务设施也包含着多层次内容。《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2011-2015)》中将养老服务设施归为养老设施和为老设施两类，其中养老设施由社区养老设施和机构养老设施两大类构成，服务于机构、社区养老；为老设施是指用来满足老年人精神和文化游憩等生活需求的设施，主要服务于居家养老。在此基础上沈山等将城市老年公共服务设施定义为在最大限度地考虑老年人使用的前提下为老年人提供养老、医疗、卫生、教育、文体等活动的公共服务设施 [1] 。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城市老年公共服务设施作为保障老年人生活品质的重要依托，针对其配置特征的研究为相关的空间布局规划提供参考及依据，具备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国内对于城市老年公共服务设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对老年公共服务设施的类型与规划模式进行研究。何静等通过实地问卷及调研、熵值法与层次分析、Kano与ERG需求原理分析等方法归纳出城市养老生活关联设施评价体系 [2] ；李军等基于武汉市现状，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以“市区-居住区-居住小区三级社区配置标准”构建老年服务设施规划体系 [3] 。另一方面则集中于老年公共服务设施的公平性研究，多从供需平衡的角度衡量其公平性。王兰等基于健康公平的理念，利用基尼系数与洛伦兹曲线来分析社区养老设施空间分布的公平性，并使用LISA法分析其与老年人口空间分布的关联格局 [4] ；韩非等应用传统与改进后的两步移动搜索法分别评价居家养老设施的可达性来反映其供需匹配关系 [5] ；林雷等利用老年人口测算模型和两步移动搜索法评测在不同阈值下的北京市养老服务设施的可达性 [6] ；姜洪庆等使用Weibull的改进潜能模型评价既有城市住区公共服务设施对老年人口规模与分布的公平性 [7] 。
可以看到在已有研究中，对老年公共服务设施供需关系的研究方法以评测某种养老设施可达性为主，而对老年公共服务设施整体体系多方面的供需关系研究较少。除了养老服务设施外的其他老年公共服务设施是大多数老年人居家养老的重要支撑，其可获得量与可获得种类对老年人日常生活有重要影响，同样有必要对其相对老年人的供需情况做研究。因此，本文以社区为单位，从养老服务性、设施获得度、设施多样性三个角度构建城市老年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结合老年人口社区分布情况做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以反映城市老年公共服务设施供需关系空间分布特征，为城市老年公共服务设施的相关规划提供参考。
以社区为研究单元，根据城市老年公共服务设施的组成特点，分别从养老服务性、设施获得度、设施多样性三个方面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评测城市老年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水平，并与60岁以上老年人口密度进行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以反映老年公共服务设施的供需关系空间分布特征。
武汉市2019年户籍人口906.4万，其中60岁以上老龄人口194.2万，65岁以上133.58万人，分别占总人口的21.4%和14.7%，老龄化程度严重。武汉市中心城区包括江岸、江汉、桥口、汉阳、武昌、青山、洪山七区，占地面积955.15km2，2019年非流动人口675.9万人，占总非流动人口的60.3%。本文以中心城区为研究范围，以其中1169个社区作为研究对象。武汉市中心城区城市环境建设完善，设施完备度相比来说较高。然而由于老年人口总量的迅速增加与空间上的集聚特征，中心城区仍然面临着较大的老年相关设施供需矛盾，针对其供需关系的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
本文涉及到的研究数据包括：①武汉市中心城区社区边界数据及分年龄人口数据，最重要的包含2014年中心城区下辖的1169个社区及分年龄人口数据，根据武汉市中心城区人口综合增长率以及武汉市老龄人口综合增长率推算至2019年社区分年龄人口数据；②武汉市道路网数据，包括高速路、主干道、次干道、支路等；③2019年百度地图POI数据，包含详细分类；④湖北省机构养老与社区养老设施数据，来自湖北省养老服务信息网，包括141家机构养老与389家社区养老设施，涵盖设施名字、床位、用地面积及建筑面积等信息。
潜能模型在进行设施可达性评价时考虑到设施规模以及出行阻抗对于可达性的影响， Weibull的改进潜能模型在此基础上添加了人口规模影响因子，将使用者对同一公共服务资源的竞争也考虑在可达性影响区域内，即综合了设施的服务能力与需求者的竞争因素来表达可达性。本文主要用来衡量机构养老设施与社区养老设施的可达性，公式如下：
其中，Ai表示某个社区到所有可及的机构或者社区养老设施的可达性，其实际意义为区域内各机构或者养老设施对居民点i的吸引力的累计值；Mj表示设施的服务能力，本文以各养老设施的床位数表示；Dij表示社区i到设施j之间的出行阻抗，本文以基于网络数据集的i与j点之间的最短路径距离表示；β为出行摩擦系数，其取值大多分布在于[0.9，2.29]之间，本文结合参考已有相关研究取值为2 [8] ；Vj为人口规模影响因子，表示设施j的竞争程度；Pk表示社区k的人口规模，本文指社区k的老年人口数量；Dkj指社区k到设施j的出行阻抗，本文以基于网络数据集的i与j点之间的最短路径距离表示。
同时在路径计算过程中加入设施点的服务范围影响因素，其中机构养老设施面向全市范围，本文对其服务范围不再加以限制；社区养老设施以老年人步行20分钟距离为服务范围 [7] ，按照老年人0.8m/s的速度得服务距离约为1000米，即认为超出1000米范围外的社区养老设施不再对社区提供可达性。
信息熵借鉴热力学的概念，把信息排除了冗余后得到平均信息量，解决了对信息的量化度量问题和不确定问题。香农-威纳指数基于信息熵，大多数都用在测度用地的多样性指数，反映了用地类型的多少和很多类型所占的比例。基于此原理，香农-威纳指数也可以用到设施多样性的判断中 [9] 。公式如下：
其中，H(X)代表社区范围内的设施多样性；X表示社区范围内的设施种类数，本文中最重要的包含商业购物、文化体育、医疗卫生、公交站点、城市公园、轨道交通六种设施类型；p(x)指社区范围内第x种类型设施数量占总设施数量的比例。
其中，Ii代表区域的局部Moran指数，Zi和Zj表示社区i和j的老年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老年人口密度的均值偏差，Wij表示社区i和j的邻近关系。
目标层为城市老年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水平，准则层包括养老服务性、设施获得度以及设施多样性，指标层包括机构养老设施可达性、社区养老设施可达性、商业购物设施密度、文化体育设施密度、医疗卫生设施密度、公交站点设施密度、城市公园邻近度、轨道交通站点邻近度、设施综合多样性指数九个指标。根据《2020年武汉市社区居家养老专题调研报告》中相关调研内容以及已有相关研究 [2] ，使用AHP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
本文计算老年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水平计算结果如图4所示。能够准确的看出，武汉市中心城区老年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水平呈现明显的聚集特征，基本表现为核心-边缘空间结构，以江汉区、江岸区东部沿江地带为中心向外逐级递减。整体看来，较高水准供给社区大多分布在在三环线以内，并沿长江东西两岸以及沿二环线呈轴带状分布，与城市主要发展趋势吻合。三环以外区域大部分处于供给低水平区域，少数较高供给水平社区主要位于洪山区保丰村社区一带，周边城市公园密布、设施齐全，拥有非常良好的老年生活环境。七区中江汉区、江岸区、武昌区等发展历史悠远长久的城区相应的生活配套更加完备，绿地及交通条件优越，整体供给水平高于其他片区，其中点状的高水平核心主要位于武汉市政府、武汉CBD、楚河汉街等城市中心一带。
养老服务性作为衡量养老服务设施可达性的指标，其水平主要受到机构养老设施与社区养老设施的空间分布及其床位供给的影响。武汉市中心城区床位达到100的机构养老设施67家，占总数的47.5%，主要分布在长江两岸；床位达到20的社区养老设施102家，占总数的26.2%，主要主要分布在长江西侧区域。
养老服务性供给水平高值空间上在三环线以内呈现沿长江两岸轴带聚集的特征，总体上随距离向东西两侧依次递减，形成连片区域。同时在三环线沿线一带出现点状的高水平社区，如东湖东侧一带、毛坦村一带、汉城社区一带，社区内均包含有床位100以上的机构养老设施。三环线以外普遍保持较低水平，只在严西湖东北侧一带出现高水平核心，养老服务供给力度与三环线以内区域有着非常明显差异。
设施获得度主要衡量与老年人相关的日常生活设施的数量配置水平，其空间结构特征与总体供给水平空间结构相似，高水平社区聚集特征明显，分布于三环线内，并主要位于江汉区、江岸区与武昌区，同样呈现沿长江与二环线的轴带结构。高水平核心主要位于城市中心周边，高密度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为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提供良好条件。
设施多样性主要衡量社区内所拥有的与老年人相关的日常生活设施的多样性水平。与总体供给水平空间分布特征不同，设施多样性并未表现出明显的聚集特征，反而在武汉广场、楚河汉街等城市中心地带呈现低值，并随距离向外有递增趋势。一是由于城市中心多具有专业化特征，并不能兼顾多种设施的均衡配置；另一方面是因为社区尺度越靠近中心城区边缘地带越趋向扩大，与城市中心地带相比更大的覆盖面囊括的设施类型将会更加全面。
根据老年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水平的总体与分项计算结果，分别与社区的老年人口密度数据来进行双变量局部莫兰指数分析，以衡量老年公共服务设施供需的匹配关系及其空间分布特征。如图所示，供需关系分为高需-低配、低需-高配、高需-高配、低需-低配以及不显著五种关系，其中高需高配主要集中于城市中心位置，低需低配主要位于三环线以外的边缘地区，不显著表示此社区的供给与需求无显著高低特征，以上区域本文不再做详细分析，着重关注显著不匹配区域即高需-低配以及低需-高配区域。
高需-低配区域指老年人口密度明显高于周边地区但设施供给能力明显低于周边地区的社区，是在城市相关设施规划中要重点调整与优化的区域。低需-高配区域指老年人口密度明显低于周边地区但设施供给能力明显高于周边地区的社区，资源分配相对于社区老年人口较为富余。针对总体与分项供给水平的局部莫兰指数分析显示，老年公共服务设施总体供给水平共有10个社区存在高需低配情况，均为面积小于20ha的小型社区，且空间分布分散不有着非常明显的聚集特征。总体上可以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居住功能为主的老旧社区，且旁边的环境与设施正在经历更新阶段，如板厂社区、社区等，尚未建设完全的设施环境与较高的老年人口密度产生偏差；二是城市边缘地区的大型城中村居民点，如葛化社区，连片城中村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形成老年人口集聚，但区位偏远致使其各项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均处于较低水平，其中养老设施水平极度低下。同时共有26个社区存在低需高配情况，主要位于城市中心地带，此类区域内老年人口密度低于平均值，且相对于社区居民，其设施资源特别是生活服务设施更多的服务于流动人口，因此存在一定的供需错位。
养老服务性、设施获得度、设施多样性分别有13、10、45个社区为高需低配，有37、27、100个社区为低需高配。在空间分布上，养老服务性、设施获得度与供给总体水平的高需低配社区基本一致，呈分散分布。设施多样性的高需低配社区主要位于武广城市中心一带，由于专业化的城市中心功能导致多样性供给水平较低。设施获得度与供给总体水平的低需高配社区空间分布基本一致，养老服务性及设施多样性的低需高配社区主要位于东湖风景区东岸等三环线附近区域以及江岸区长江西岸位置，老年人口密度处于低值但三环线内圈集中的养老以及日常生活设施依旧足以为社区提供较强的可达性与多样性。
人口老龄化是城市规划以及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背景，老年人口的比例增长使相关的老年公共服务设施合理配置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相对于空间上的公平配置，根据老年人口需求的设施供给能轻松实现更高的配置效率。本文以武汉市中心城区1169个社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养老服务性、设施获得度、设施多样性三项指标计算老年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水平，以老年人口密度作为老年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指标，分析供给指标之间的空间对应关系，进而反映老年公共服务设施的供需关系空间分布特征，得出结论如下：老年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水平整体上呈现核心-边缘的空间分布特征，养老服务性、设施获得度与总体供给水平空间结构相似，设施多样性则大致呈现出与总体水平空间结构反向的分布特征；从供需角度来看，老年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与需求指标在空间上基本呈现同步状态，存在少量高需-低配和低需-高配的显著不匹配区域。针对以上结论，本文就老年公共服务设施相关规划提出以下建议：
①加强对于中心城区三环线以外边缘地带的老年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三环线外的机构养老设施、社区养老设施以及其他老年人日常生活服务设施供给水平均处于连片的极小值。在城市向东扩展逐步开发的过程中，应根据当地老年人口的详细情况，供给与需求相对应分层次的加强老年公共服务设施供给能力。
②注重增强单一功能地区的设施供应多样性。对于某项功能专业化程度较强的地区，如城市的商业中心、交通中心社区等，应进一步分析其设施多样性短板方向，适量配建缺失的设施类型，保证满足老年人口的多种活动需求。
目前针对老年人相关设施的研究趋向于精细化，本文不足之处在于对老年公共服务设施供需关系的研究停留在空间分布特征上，而未将供需关系以确定的定量指标表示出来，同时未对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的需求来做差别分析。进一步探索老年人需求特征，并建立精细化的老年公共服务设施供需评估模型，将作为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时间: 2023-10-25 16:07:50 | 作者: 建筑桥梁照明
原标题：城市老年公共服务设施供需关系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以武汉市中心城区为例
为应对我国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从空间上形成老年公共服务设施的科学配置，以此满足老年人需求显得至关重要。既有研究多以可达性判断老年公共服务设施的供需空间特征，忽略老年人对公共服务设施的多样需求。因此，本文以武汉市中心城区为例，首先选取养老服务性、设施获得度、设施多样性三个角度构建城市老年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发现其供给水平整体上呈现核心-边缘的空间分布特征，养老服务性、设施获得度与总体供给水平空间结构相似，设施多样性则大致呈现出与总体水平空间结构反向的分布特征。其次基于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方法利用社区老年人口数据展开供需关系的空间分布特征分析，发现老年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与需求指标在空间分布上基本呈现同步状态，但存在少量“高需-低配”和“低需-高配”的显著不匹配区域。
2000年至2019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从0.88亿增至1.76亿，占总人口比重从7.1%增至12.6%。近二十年间，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数量以年均3.7%的增长率增加，中国从初步进入老龄化社会正在迅速向深度老龄化阶段转变 ① ，预计到203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将达到2.6亿,占总人口的18.1% ② 。老年人口的增加直接引发养老以及适老需求的持续增长。《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中提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充分发展、医养有机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与之相对应，与老年人养老需求相关的城市老年公共服务设施也包含着多层次内容。《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2011-2015)》中将养老服务设施归为养老设施和为老设施两类，其中养老设施由社区养老设施和机构养老设施两大类构成，服务于机构、社区养老；为老设施是指用来满足老年人精神和文化游憩等生活需求的设施，主要服务于居家养老。在此基础上沈山等将城市老年公共服务设施定义为在最大限度地考虑老年人使用的前提下为老年人提供养老、医疗、卫生、教育、文体等活动的公共服务设施 [1] 。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城市老年公共服务设施作为保障老年人生活品质的重要依托，针对其配置特征的研究为相关的空间布局规划提供参考及依据，具备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国内对于城市老年公共服务设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对老年公共服务设施的类型与规划模式进行研究。何静等通过实地问卷及调研、熵值法与层次分析、Kano与ERG需求原理分析等方法归纳出城市养老生活关联设施评价体系 [2] ；李军等基于武汉市现状，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以“市区-居住区-居住小区三级社区配置标准”构建老年服务设施规划体系 [3] 。另一方面则集中于老年公共服务设施的公平性研究，多从供需平衡的角度衡量其公平性。王兰等基于健康公平的理念，利用基尼系数与洛伦兹曲线来分析社区养老设施空间分布的公平性，并使用LISA法分析其与老年人口空间分布的关联格局 [4] ；韩非等应用传统与改进后的两步移动搜索法分别评价居家养老设施的可达性来反映其供需匹配关系 [5] ；林雷等利用老年人口测算模型和两步移动搜索法评测在不同阈值下的北京市养老服务设施的可达性 [6] ；姜洪庆等使用Weibull的改进潜能模型评价既有城市住区公共服务设施对老年人口规模与分布的公平性 [7] 。
可以看到在已有研究中，对老年公共服务设施供需关系的研究方法以评测某种养老设施可达性为主，而对老年公共服务设施整体体系多方面的供需关系研究较少。除了养老服务设施外的其他老年公共服务设施是大多数老年人居家养老的重要支撑，其可获得量与可获得种类对老年人日常生活有重要影响，同样有必要对其相对老年人的供需情况做研究。因此，本文以社区为单位，从养老服务性、设施获得度、设施多样性三个角度构建城市老年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结合老年人口社区分布情况做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以反映城市老年公共服务设施供需关系空间分布特征，为城市老年公共服务设施的相关规划提供参考。
以社区为研究单元，根据城市老年公共服务设施的组成特点，分别从养老服务性、设施获得度、设施多样性三个方面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评测城市老年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水平，并与60岁以上老年人口密度进行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以反映老年公共服务设施的供需关系空间分布特征。
武汉市2019年户籍人口906.4万，其中60岁以上老龄人口194.2万，65岁以上133.58万人，分别占总人口的21.4%和14.7%，老龄化程度严重。武汉市中心城区包括江岸、江汉、桥口、汉阳、武昌、青山、洪山七区，占地面积955.15km2，2019年非流动人口675.9万人，占总非流动人口的60.3%。本文以中心城区为研究范围，以其中1169个社区作为研究对象。武汉市中心城区城市环境建设完善，设施完备度相比来说较高。然而由于老年人口总量的迅速增加与空间上的集聚特征，中心城区仍然面临着较大的老年相关设施供需矛盾，针对其供需关系的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
本文涉及到的研究数据包括：①武汉市中心城区社区边界数据及分年龄人口数据，最重要的包含2014年中心城区下辖的1169个社区及分年龄人口数据，根据武汉市中心城区人口综合增长率以及武汉市老龄人口综合增长率推算至2019年社区分年龄人口数据；②武汉市道路网数据，包括高速路、主干道、次干道、支路等；③2019年百度地图POI数据，包含详细分类；④湖北省机构养老与社区养老设施数据，来自湖北省养老服务信息网，包括141家机构养老与389家社区养老设施，涵盖设施名字、床位、用地面积及建筑面积等信息。
潜能模型在进行设施可达性评价时考虑到设施规模以及出行阻抗对于可达性的影响， Weibull的改进潜能模型在此基础上添加了人口规模影响因子，将使用者对同一公共服务资源的竞争也考虑在可达性影响区域内，即综合了设施的服务能力与需求者的竞争因素来表达可达性。本文主要用来衡量机构养老设施与社区养老设施的可达性，公式如下：
其中，Ai表示某个社区到所有可及的机构或者社区养老设施的可达性，其实际意义为区域内各机构或者养老设施对居民点i的吸引力的累计值；Mj表示设施的服务能力，本文以各养老设施的床位数表示；Dij表示社区i到设施j之间的出行阻抗，本文以基于网络数据集的i与j点之间的最短路径距离表示；β为出行摩擦系数，其取值大多分布在于[0.9，2.29]之间，本文结合参考已有相关研究取值为2 [8] ；Vj为人口规模影响因子，表示设施j的竞争程度；Pk表示社区k的人口规模，本文指社区k的老年人口数量；Dkj指社区k到设施j的出行阻抗，本文以基于网络数据集的i与j点之间的最短路径距离表示。
同时在路径计算过程中加入设施点的服务范围影响因素，其中机构养老设施面向全市范围，本文对其服务范围不再加以限制；社区养老设施以老年人步行20分钟距离为服务范围 [7] ，按照老年人0.8m/s的速度得服务距离约为1000米，即认为超出1000米范围外的社区养老设施不再对社区提供可达性。
信息熵借鉴热力学的概念，把信息排除了冗余后得到平均信息量，解决了对信息的量化度量问题和不确定问题。香农-威纳指数基于信息熵，大多数都用在测度用地的多样性指数，反映了用地类型的多少和很多类型所占的比例。基于此原理，香农-威纳指数也可以用到设施多样性的判断中 [9] 。公式如下：
其中，H(X)代表社区范围内的设施多样性；X表示社区范围内的设施种类数，本文中最重要的包含商业购物、文化体育、医疗卫生、公交站点、城市公园、轨道交通六种设施类型；p(x)指社区范围内第x种类型设施数量占总设施数量的比例。
其中，Ii代表区域的局部Moran指数，Zi和Zj表示社区i和j的老年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老年人口密度的均值偏差，Wij表示社区i和j的邻近关系。
目标层为城市老年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水平，准则层包括养老服务性、设施获得度以及设施多样性，指标层包括机构养老设施可达性、社区养老设施可达性、商业购物设施密度、文化体育设施密度、医疗卫生设施密度、公交站点设施密度、城市公园邻近度、轨道交通站点邻近度、设施综合多样性指数九个指标。根据《2020年武汉市社区居家养老专题调研报告》中相关调研内容以及已有相关研究 [2] ，使用AHP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
本文计算老年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水平计算结果如图4所示。能够准确的看出，武汉市中心城区老年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水平呈现明显的聚集特征，基本表现为核心-边缘空间结构，以江汉区、江岸区东部沿江地带为中心向外逐级递减。整体看来，较高水准供给社区大多分布在在三环线以内，并沿长江东西两岸以及沿二环线呈轴带状分布，与城市主要发展趋势吻合。三环以外区域大部分处于供给低水平区域，少数较高供给水平社区主要位于洪山区保丰村社区一带，周边城市公园密布、设施齐全，拥有非常良好的老年生活环境。七区中江汉区、江岸区、武昌区等发展历史悠远长久的城区相应的生活配套更加完备，绿地及交通条件优越，整体供给水平高于其他片区，其中点状的高水平核心主要位于武汉市政府、武汉CBD、楚河汉街等城市中心一带。
养老服务性作为衡量养老服务设施可达性的指标，其水平主要受到机构养老设施与社区养老设施的空间分布及其床位供给的影响。武汉市中心城区床位达到100的机构养老设施67家，占总数的47.5%，主要分布在长江两岸；床位达到20的社区养老设施102家，占总数的26.2%，主要主要分布在长江西侧区域。
养老服务性供给水平高值空间上在三环线以内呈现沿长江两岸轴带聚集的特征，总体上随距离向东西两侧依次递减，形成连片区域。同时在三环线沿线一带出现点状的高水平社区，如东湖东侧一带、毛坦村一带、汉城社区一带，社区内均包含有床位100以上的机构养老设施。三环线以外普遍保持较低水平，只在严西湖东北侧一带出现高水平核心，养老服务供给力度与三环线以内区域有着非常明显差异。
设施获得度主要衡量与老年人相关的日常生活设施的数量配置水平，其空间结构特征与总体供给水平空间结构相似，高水平社区聚集特征明显，分布于三环线内，并主要位于江汉区、江岸区与武昌区，同样呈现沿长江与二环线的轴带结构。高水平核心主要位于城市中心周边，高密度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为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提供良好条件。
设施多样性主要衡量社区内所拥有的与老年人相关的日常生活设施的多样性水平。与总体供给水平空间分布特征不同，设施多样性并未表现出明显的聚集特征，反而在武汉广场、楚河汉街等城市中心地带呈现低值，并随距离向外有递增趋势。一是由于城市中心多具有专业化特征，并不能兼顾多种设施的均衡配置；另一方面是因为社区尺度越靠近中心城区边缘地带越趋向扩大，与城市中心地带相比更大的覆盖面囊括的设施类型将会更加全面。
根据老年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水平的总体与分项计算结果，分别与社区的老年人口密度数据来进行双变量局部莫兰指数分析，以衡量老年公共服务设施供需的匹配关系及其空间分布特征。如图所示，供需关系分为高需-低配、低需-高配、高需-高配、低需-低配以及不显著五种关系，其中高需高配主要集中于城市中心位置，低需低配主要位于三环线以外的边缘地区，不显著表示此社区的供给与需求无显著高低特征，以上区域本文不再做详细分析，着重关注显著不匹配区域即高需-低配以及低需-高配区域。
高需-低配区域指老年人口密度明显高于周边地区但设施供给能力明显低于周边地区的社区，是在城市相关设施规划中要重点调整与优化的区域。低需-高配区域指老年人口密度明显低于周边地区但设施供给能力明显高于周边地区的社区，资源分配相对于社区老年人口较为富余。针对总体与分项供给水平的局部莫兰指数分析显示，老年公共服务设施总体供给水平共有10个社区存在高需低配情况，均为面积小于20ha的小型社区，且空间分布分散不有着非常明显的聚集特征。总体上可以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居住功能为主的老旧社区，且旁边的环境与设施正在经历更新阶段，如板厂社区、社区等，尚未建设完全的设施环境与较高的老年人口密度产生偏差；二是城市边缘地区的大型城中村居民点，如葛化社区，连片城中村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形成老年人口集聚，但区位偏远致使其各项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均处于较低水平，其中养老设施水平极度低下。同时共有26个社区存在低需高配情况，主要位于城市中心地带，此类区域内老年人口密度低于平均值，且相对于社区居民，其设施资源特别是生活服务设施更多的服务于流动人口，因此存在一定的供需错位。
养老服务性、设施获得度、设施多样性分别有13、10、45个社区为高需低配，有37、27、100个社区为低需高配。在空间分布上，养老服务性、设施获得度与供给总体水平的高需低配社区基本一致，呈分散分布。设施多样性的高需低配社区主要位于武广城市中心一带，由于专业化的城市中心功能导致多样性供给水平较低。设施获得度与供给总体水平的低需高配社区空间分布基本一致，养老服务性及设施多样性的低需高配社区主要位于东湖风景区东岸等三环线附近区域以及江岸区长江西岸位置，老年人口密度处于低值但三环线内圈集中的养老以及日常生活设施依旧足以为社区提供较强的可达性与多样性。
人口老龄化是城市规划以及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背景，老年人口的比例增长使相关的老年公共服务设施合理配置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相对于空间上的公平配置，根据老年人口需求的设施供给能轻松实现更高的配置效率。本文以武汉市中心城区1169个社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养老服务性、设施获得度、设施多样性三项指标计算老年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水平，以老年人口密度作为老年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指标，分析供给指标之间的空间对应关系，进而反映老年公共服务设施的供需关系空间分布特征，得出结论如下：老年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水平整体上呈现核心-边缘的空间分布特征，养老服务性、设施获得度与总体供给水平空间结构相似，设施多样性则大致呈现出与总体水平空间结构反向的分布特征；从供需角度来看，老年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与需求指标在空间上基本呈现同步状态，存在少量高需-低配和低需-高配的显著不匹配区域。针对以上结论，本文就老年公共服务设施相关规划提出以下建议：
①加强对于中心城区三环线以外边缘地带的老年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三环线外的机构养老设施、社区养老设施以及其他老年人日常生活服务设施供给水平均处于连片的极小值。在城市向东扩展逐步开发的过程中，应根据当地老年人口的详细情况，供给与需求相对应分层次的加强老年公共服务设施供给能力。
②注重增强单一功能地区的设施供应多样性。对于某项功能专业化程度较强的地区，如城市的商业中心、交通中心社区等，应进一步分析其设施多样性短板方向，适量配建缺失的设施类型，保证满足老年人口的多种活动需求。
目前针对老年人相关设施的研究趋向于精细化，本文不足之处在于对老年公共服务设施供需关系的研究停留在空间分布特征上，而未将供需关系以确定的定量指标表示出来，同时未对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的需求来做差别分析。进一步探索老年人需求特征，并建立精细化的老年公共服务设施供需评估模型，将作为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