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在凤凰新闻举办的国家中心城市发展高峰论坛上，我明确反对中西部省份一味的追求省会城市首位度。

  近几年中西部部分省份聚全省之财、举全省之力提高省会城市首位度的做法不妥，将造成多项危害，不利于省域经济均衡发展，不利于省域资源高效利用，不利于对偏远地区的扶贫攻坚，不利于省域可持续发展。

  省会城市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于其经济发展首位度的高与低，而在于其对省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示范效应的战略定力、创新引领和都市风度等，在于其近决策核心而不谋政策私享的省会胸襟和得资源便利而不谋资源独占的领袖情怀。如果一味的追求省会城市首位度，必然会导致省会城市直接或间接的抢占甚至垄断本应由多市分享的省甚至国家的政策红利和优势资源，这必然会导致对非省会城市的政策歧视和应得资源的配置藐视，当政策、资金、人才、项目等向省会城市大幅度倾斜的时候，这个省的发展就会出现严重畸形，省会一城独大且营养过剩，不仅造成资源利用比较效率降低，而且严重挫伤其他城市的发展积极性，也严重损伤其他城市的发展动能，久而久之，省域经济必然陷入严重失衡的病态窘境，甚至会最终拖垮省域经济。这是省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首位度陷阱，中西部省份必须竭力避免。

  目前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大省中首位度比较突出的省份是四川。四川省会成都是主要经济大省中“首位度”最高的省会城市，2018年GDP为15342亿元，第二位绵阳只有2303亿元，省会成都首位度高达6.4，也就是说成都GDP是省内第二大城市绵阳的6.4倍。而四川省甘孜和阿坝两州GDP均在300亿元左右。

  成都靠什么做成如此强度的“大哥大”？有多大成分是依靠省外资源的输入？所在省份非省会城市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发展落差？是不是真的存在省会城市对省内非省会城市资源的占有？

  利用对本属于非省会城市的资源占有发展起来的省会城市应该不乏其城。这些省会城市其外表的光鲜难以掩饰省域经济内严重的发展不均衡问题。这种不均衡在省会首位度光环的眩晕中往往被忽视。

  论及此事，有官员说省会发展起来了可以反哺非省会地区。然而，被迟滞的非省会城市未来能获得诸如成都等多大的反哺和帮扶呢？即使未来终有一天能够获得强力反哺，可是这一天要等到何时呢？我们的边远贫穷的地方居民即使发扬奉献精神无怨无悔地等，可是首位度政策大棒下的省会城市，能以一城之能带动全省经济的发展吗？

  我不主张省会城市以政策甚至战略之重大力提升省会城市首位度。不论政策上如何框限范围，以省会城市近决策得地利之位，想在不侵犯非省会城市应得资源（含政策资源）的条件下大幅度提高省会城市首位度是极难做到的。首位度可作为经济学上研究区域城市发展均衡性的一个术语，上升为政策或战略层面，难免会出现顾此失彼。

  我一直以作为内陆省份且被赋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重任的河南省连续十几年GDP高居全国第五位而自豪，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巨大成就，各省辖市均衡发展功不可没。曾几何时洛阳曾经一度有机会挑战郑州，这种局面只有在沿海发达地区如广东的广州与深圳，江苏的南京与苏州，浙江的杭州与宁波，山东的青岛与济南，福建的泉州与福州等才会出现。然而洛阳如夕阳般退沉之后，郑州虽然一城独大，其首位度并未快速提升，这从前些年各市GDP增速以及总量上都能够准确的看出。这种相对均衡发展的态势是河南这样的人口大省最需要的，也是解决贫困最有效的路径。让非省会城市获得与省会城市一样的发展机会，资源各享，发展共进，以有产业支撑和发展推动的形式促进各城市均衡发展，形成十八罗汉闹中原的局面，一定是河南省的最优选择。

  现在的部分中西部省份被网络上的首位度排名洗脑了，他们都以为省会城市首位度越高就说明省域经济越好，这是经济学上一个无比荒唐的谬论。首位度不是一个褒义词，最多是一个中性词，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可以把它看成是贬义词。这一点只要从粤苏鲁浙闽等沿海发达地区的发展历史和现实中就能够找到证据。这些省份没有一点一个省会城市首位度高高在上的，他们之所以发达其根源就是省域经济相对均衡的发展。如果感觉仅仅从我国发达地区找证据还不够的话，还可以从欧美发达国家和非洲中亚东南亚等落后地区找证据。欧美发达国家各区域也有差距但很少存在区域首位度高企的现象，更不会将首位度作为政策甚至战略。非洲以及世界其它落后国家一般都是首都一城独大，其首都的首位度还可以达到8以上。

  我第一次在公开场所批评省会城市以提高首位度为政策或战略目标，但由于演讲时间有限，也是点到为止。希望中西部省份能够正确认识首位度，正确对待首位度，学习沿海地区，学习发达国家，尽可能让有限的资源置于可以最有效开发的城市，通过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获得省域经济均衡发展，快速地发展，而不是省会经济一骑绝尘般的非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