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改变了传统的春节节奏。让大家“鼠”居于家，体验了一把“宁愿长点膘，也不外面飘”的无可奈何，甚至有人戏言今年底将迎来一新生儿的高峰……。这些“乐观调侃”背后更多的是各行各业的积极思考应对。作为城市规划人，我们应当直面“新冠”疫情挑战，主动思考城市规划的初心、内核与未来。

  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防疫关系源远流长。18~19世纪英国城市无序发展带来疟疾、霍乱等传染性疾病的流行，空前的公共卫生问题推动了现代意义上公共卫生和城市规划的诞生，开启了两者的首次跨学科合作。此后公共卫生和城市规划两个学科各自独立发展，渐行渐远，交流甚少。以美国为例，城市规划学科致力于解决城市发展和住宅建设的研究，公共卫生行业则从事传染病、环境污染、职业健康等研究[1]。

  直到20世纪80年代，公共卫生学科逐步关注肥胖、心理等“慢性疾病预防”，开始研究城市空间与人的健康关系，学科的再次合作为“健康城市”的萌发和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90年代美国引领的“健康与规划设计”蓬勃兴起，凸显了空间外因的干预作用，城市空间环境成为健康支持的重要内容之一。2002年开展“设计促进积极生活计划”研讨，关注焦点不再是“空气、水质和噪音污染”等传统健康影响因素，更强调通过多层次的空间环境要素规划设计实现促进市民体力活动的积极影响[2]。2010年将城市规划与环境设计作为落实公共健康理念的中坚学科，率先提出了“纽约市城市公共健康空间设计导则”，针对公共健康问题提出了151条设计策略，指导城市规划与设计创造健康空间环境，引导市民体力活动行为和生活方式并最终促进健康[3]。

  回顾“医疗与康复——健康与场所——健康与设计”的百年发展轨迹，秉承公共卫生防疫“初心”的城市规划，在庚子年似乎又轮回到了诞生的原点，公共卫生防疫再次成为城市规划无可回避的线、城市规划的内外嬗变

  二是学科交叉尚未内化为实际动力。两个学科百年分合后的今天，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学科交叉和合作深度不足，相关公共健康理念与方法尚未转化为城市规划真正的内在动力。三是“新技术不出实验室”。健康城市相关规划新技术方法的运用仍局限于小部分研究者，尚未常态化成为规划师案头工具。实际上无论是“健康城市”还是“水弹性城市、韧性城市”，可谓“艺多不压身”，最后只落得一个“十八般武艺样样稀松”。因此，直面“新冠”疫情的挑战，“内核更新+动力提升+技术创新”成为城市规划提升“防疫能力”嬗变的方向。

  通过丰富监测疾病类型、细化社区级的统计数据，基于共享分析数据、共同合作建立“公共健康—空间规划”双构数据平台，搭建起城市居民健康情况和城市空间的关联体系。

  通过双构平台的建构，进一步指导城乡国土空间规划，合理地布局物质生产和流通空间，建立疫情时期基本生活物资的生产和流通体系；均衡、合理地布局公共卫生应急救治医疗体系，避免患者集中在少数医疗机构；择选并预留临时性集中救治医疗设施用地[6]。同时，在疫情爆发过程中，双构平台可以轻松又有效整合信息、动态监控疫情进展，利于合理划定疫区等级和社区防控，精确规划检查网络布点。

  “人类发展过程中曾多次遭遇大规模传染病爆发，正是在与疾病不断抗争的过程，人类才得以慢慢的提升发展”。2003年SARS病毒肆虐，已引起规划学科的警惕和关注；2020年又逢“庚子之坎”的新冠病毒，希望可以引起广大规划工作者的共同关注，直面困境、建言献策提升健康城市建设！谨以此文：

  [1] 李煜. 城市易致病空间理论[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2016.

  [3] 刘天媛，宋彦. 健康城市规划中的循证设计与多方合作——以纽约市《公共健康空间设计导则》的制定和实施为例[J]. 规划师，2015(06):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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