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社会管理职能之所以非常薄弱，还在于政府的主要精力和大部分财力还没有用到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事业和社会公共服务供给方面。以公共财政为例，我国社保、救济、教育和卫生等公共服务性支出只占去16.1%；而经济建设高达24%，行政公务费用为17%。从国际经验看，以美国为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社会管理已经由早期社会组织自我管理转向由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一同治理的模式。而且，政府主要承担公共服务职能。美国联邦政府所有福利项目，包括社会保障、卫生、各种福利项目，占其政府财政开支的一半以上。自1960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在收入保障、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安置等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项目领域的投入逐年增加，总计超过60%。即便如此，联邦政府的投入还是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希望得到帮助的美国人不得不转向其他福利资源——私人、慈善和志愿组织。美国政府，联邦和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也直接或间接支持这些慈善和志愿组织提供各类社会服务，主要方式包括：建立和完善法律和法规体系；通过免税或减税鼓励私人、公民慈善和志愿组织捐赠；通过政府资金直接支持慈善和志愿组织；通过对使用慈善和志愿组织所提供服务者的个人补贴、税收返还等，对慈善和志愿组织提供间接支持。

  挪威政府1995年通过转移支付形式支付的劳动者福利、养老金及其对家庭的经济扶持占政府支出的65%。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是逐步加大公共支出结构中社会性支出的比重，减少经济性支出的比重，逐步的提升社会性公共服务的地位与作用。

  如同市场有时会失灵一样，政府有时候也会失灵。社会公共服务是指那些不以营利(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旨在有效地增进与公平地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调控活动。其实，政府管理是公共管理的主角，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还需要若干配角。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行政改革给人们的启迪之一是：跟着社会进步，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在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上，传统意义上的政府职能将发生明显的变化，政府会把更多职能以多种形式下放给那些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承担。这些组织不仅要提供公共服务，而且要承担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

  毫无疑问，政府对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负有主要责任。但是进入公共管理时代，政府只是公共管理的核心主体，非政府的公共组织与更大范围的公众参与一起构成公共管理中不可或缺的公共管理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将弥补政府在一定条件下的失灵。公共性、公共精神是公共管理的本质特征和现实表现形式。而公共精神既包括平等也包括参与。许多国家，例如英国等西欧国家的政府都是通过非营利组织来向社会递送公共服务，充分的发挥非营利组织在社会公共服务中的作用。所以，政府社会管理还应当包括制定政策鼓励和引导包括非政府公共组织在内的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组织发展迅速。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04年底，全国注册登记的社会团体为14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为12万个。但是，从现状看，无论是人们的观念，还是社会组织数量、规模，以及更重要的其整体能力和作用，都还跟不上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大多数现有的非营利组织，特别是社团，存在以下一些问题：(1)官办和行政色彩太浓，缺乏应有的民间性、自治性、自愿性和自主性。现有的社会团体大多数是自上而下建立的，这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影响了其自发性、自愿性，导致其创新精神和开拓性的不足；(2)自律机制不够健全，对于非营利组织所应具备的透明度、公信度和良好行为准则，许多组织还不甚了解；(3)人员年龄老化、观念老化、知识结构老化，运作方式不能适应市场化的环境和社会治理方式；(4)结构失衡。真正能适应市场化环境，及时回应和满足民间需求，又能充分的利用社会资源和民间资源的非营利机构和组织所占比重太小。

  我国社会组织力量之弱，已经不能适应多元阶层、多元利益并存的需要。在许多矛盾中，政府已直接处在百姓的对立面，并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造成政府作用“失灵”。社会组织的发展对社会矛盾的调适，涉及一种大的社会管理思路的调整。即让社会组织和居民以主体姿态、以自助、自治的方式组织起来，参与公共事务，参与社会矛盾的解决；国家采用税收政策，支持社会组织活动，通过发展一些低税与无税部门，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给以关怀，并在此过程中扩大就业、缓解社会矛盾。例如，美国46%的非营利部门的就业是在卫生保健领域，高等教育也是美国非营利部门的主导领域，客观上促进了社会资源的合理调节，促进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通过非营利组织来加强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是“十一五”时期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