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国各省会城市2010年首位度与2020年对比及高首位度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建设步伐加快，城市化率一直上升，202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63.9%。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的提高，中国的城镇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城镇人口规模逐步扩大，小、中、大城市数量持续不断的增加。除此之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作为行政中心的省会城市含自治区首府）的人口上涨的速度超过全国水平，在省内不管是人口规模还是人口上涨的速度都有明显的优势。省会城市是省的行政中心，同时或兼有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商业中心的功能。省会城市城市职能多样，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能力体制完善、资源信息高度聚集，因而长期以来，省会城市是地区发展的中心，同时也是人口规模发展最快的地区，往往也是全省的首位城市。因为中国各省省会城市表现出极强的集聚性，其在区域中作为增长极的现象长期存在。从各省首位度分布来看，存在着明显的省际差异，显现出沿海省份低首位度，内陆地区高首位度的格局。比如我国内陆地区的湖北省武汉市、四川省成都市、陕西省西安市、云南省昆明市、贵州省贵阳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吉林省长春市、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山西省太原市、安徽省合肥市、湖南省长沙市、河南省郑州市、青海省西宁市、宁夏自治区银川市等都是首位度极高的“省会一城独大”，而沿海地区的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福建省（厦门市、福州市、泉州市）、浙江省（杭州市、宁波市）、江苏省（南京市、苏州市）、山东省（济南市、青岛市）、辽宁省（沈阳市、大连市）都是“双城记”或“三足鼎立”的格局。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同时，我国各省首位度处在动态变化中，非首位度分布、低首位度分布以及高首位度分布的地区省会城市的溢出效应显现，首位度变化慢慢的出现拐点。大部分中度首位度分布地区仍旧处在省会城市人口规模扩张迅速，极化作用明显的状态，非省会地区的发展受到省会城市的抑制明显。因此，研究我国各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的首位度是十分必要的，有助于各省更科学地制定城市战略决策，更好地促进省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今天城镇规划君何方洪就来好好分析一下我国2020年各省会城市的首位度排名与十年前首位度对比，以及省会城市高首位度的原因。

  城市首位度这一概念是由杰斐逊（在对国家城市规模分布规律的研究中提出的，主要是用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规模结构和人集中程度。在数学方法上表示通常为首位城市与第二位城市的比值。杰斐逊之后不断有学者认识到这个比值的意义，首位度的应用对象也开始慢慢的向更小的区域发展。对于一个区域而言，城市首位度越高，代表着首位城市在这个区域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越处于控制与主导的优势地位。杰斐逊在解释首位法则时，表示一个国家的“首位城市”总要比这一个国家的第二位城市大得异乎寻常。

  那么，首位度在数值上的意义到底是如何定义的呢？马歇尔对他这句解释中的“大得异乎寻常”提出了具体量化的解释。他的量化标准为：首位度指数大于2.0的城市是首位城市，其中首位度大于2.0小于4.0的时候属于中度首位分布，首位度大于4.0的情况为高度首位分布，这一个标准被广泛的适用于各种首位度数值分析中。有学者进一步的解释为当首位度处于1.0到2.0时，地区的城市结构较正常，首位度越接近表明城市双核发展的趋势明显；当首位度处于中度分布时，地区的中心城市规模大、凝聚力强；当首位度超过4.0时属于危险的极不合理的城市体系分布，人口、资源的过分集中导致其他城市发展受限，反之首位城市的发展也将受到限制。其他的学者也有类似的解释，认为当首位度为2.0时，也就是符合规定标准的首位分布时，一个区域内的空间分布、资源占有和分配较合理；而当出现一个地区的首位度出现极端情况超过6.0时，那么区域内各城镇处于一种极度失衡的发展状态，两极分化现象明显。

  在进行首位度的研究中，很多学者很早就注意到行政中心与人口集聚变化的相关性的问题。研究之后发现，如果首位城市是行政中心，那么这一个国家的首位度般足增长的。在国内的研究中，严重敏、宁越敏（《我国城镇人口发展变化特征初探》中提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城市发展进入高速阶段，其中省会城市的发展更是夺人眼球。因而特别对首位度的原始公式来加工，提出了以省会城市为首位城市计算首位度的方法，从而来表达省会城市在全省中的地位。公式为：省会城市首位度=省会城市人口规模/除省会外最大城市人口规模。

  城镇规划君何方洪在对2020年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比较中也发现，中国各省会的人口规模拥有绝对的优势，绝大部分占据整个省第一的宝座，因而，本文也釆用以省会城市为首位城市计算首位度的方法，可以反映出行政中心与人口中心存在极强的相关性。本文首位度计算方式参照严重敏、宁越敏（提到的方法，即首位度指数等于省会城市规模与第二大城市规模的比值。城市规模的度量一般有人口规模（中心城区人口数）和用地规模（建成区面积）两种方式，从数据可得性和准确性来讲，一般学者进行研究都倾向于使用中心城区人口规模来表示城市的规模。本文在选取合理的城市人口数据时，依据数据可得性、可比性原则，城市人口规模釆用国家住建部2021年10月份发布的《202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的城区人口（城区非流动人口+城区暂住人口）规模数据。因为根据我们国家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口径，只统计行政区划的全市域人口、市辖区人口和街道、镇等的人口，而没有统计城市建成区人口数量，但行政区划的建制市人口数据并不是空间实体城市的人口规模，城市规模大小是以城市建成区人口来衡量的，且是唯一的指标(很多的自媒体不懂城市与建制市的区别，常常把行政区划的建制市误认为就是城市，把全市域人口误认为是城市人口规模)。因此，目前只有住建部官方发布的城区人口规模是唯一官方权威的城市规模数据。

  首位度是衡量城市规模分布状况的重要工具，城镇规划君何方洪就以首位度的分布情况分析我国各省城市规模分布状况，根据首位度的正常的情况对各省(自治区)进行归类，总结存在的空间差异，并且通过一定的方法寻找差异产生的原因。根据城镇规划君何方洪的统计分析，我国28个省（自治区）和新疆兵团的城市首位度情况如下：

  我国省会首位度最高的省份是新疆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首位度高达6.4，超过首位度6.0的极端值了。新疆的第二大城市库尔勒市城区人口规模仅55.57万人，第三大城市喀什市城区人口规模只有48.08万人，说明新疆自治区急需培育一个或两个省域副中心城市了。

  我国省会城市首位度第二高的城市是陕西省西安市，首位度达到了6.2，也超过了首位度极端值6.0，说明陕西省域内各城镇处于一种极度失衡的发展状态，两极分化现象明显。陕西省第二大城市是咸阳市，城区人口规模为107万人；第三大城市宝鸡市城区人口规模为94.78万人。如果西咸一体化加速后，咸阳市未来并入西安市，西安与咸阳的建成区已经连片，西安市中心城区人口规模将进一步壮大，首位度将成为全国第一。

  我国省会城市首位度第三高的城市是青海省西宁市，首位度也超过了6.0，达到了6.1。青海省第二大城市海东市和第三大城市格尔木市的城市规模都只有20多万人，与省会西宁市的143万人差距太大。因此，青海省也急需将海东市和格尔木市培育壮大。

  其他省会城市如湖北省武汉市、四川省成都市、云南省昆明市、西藏自治区市的首位度均超过4.0的不合理值，也需要尽快培育省域副中心城市。

  宁夏自治区银川市、吉林市长春市、新疆兵团石河子市（备注：新疆兵团没有首府城市，兵团机关驻乌鲁木齐市，新疆兵团第一大城市是第八师石河子市，第二大城市是第一师阿拉尔市，都是兵团的中心城市）、甘肃省兰州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海南省海口市、山西省太原市、河南省郑州市的首位度均在3.0—4.0之间，首位度相对偏高，也需要培育省域副中心城市。

  湖南省长沙市、贵州省贵阳市、安徽省合肥市、浙江省杭州市、广西自治区南宁市的首位度位于2.0-3.0之间，相对较合理。

  江苏省南京市、江西省南昌市、河北省石家庄市、辽宁省沈阳市、山东省济南市、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广东省广州市的首位度位于1.0—2.0之间，是最合理的首位度。但是也说明了这几个省会城市在省内的地位不高，对全省的辐射带动作用发挥得不够。

  全国省会城市首位度最低的城市是福建省会福州市，这是全国唯一的一个省会首位度低于1.0的城市，仅有0.9的首位度，呈现了倒挂现象。福州市的城市规模342.61万人比省内的厦门市的城市规模367.88万人少25万人，这也与福州市与厦门市的行政级别相对应。因为厦门市是国家计划单列市，城市行政级别为副省级，而省会福州市只是普通地级市，行政级别只是正厅级（虽然市委书记会高配副部级）。这也说明福州市是全国最憋屈的省会，其城市规模小于厦门市，行政级别低于厦门市，经济总量却低于省内的普通地级市泉州市。

  为什么我国的大多数省份的省会城市首位度都很高，原因是这些省会城市相对于一般城市，省会城市的发展具有很多优势。

  一是区位优势。从地理位置上，由于政治管理的需要，省会一般处于省区的中心或重心位置，如在选择安徽省会的时候，便有“合肥好，居院之中，可为省会”，从而把省会从安庆迁到合肥。再如太原、贵阳、成都和广州等都位于省的中心位置，西安、杭州、南昌、乌鲁木齐等接近于省域的重心位置。这样做才能够形成与周围距离都比较近的形式，有利于政治控制，也方便城市的内外联系和交流。同时省会城市一般拥有良好的交通条件，能很好的跟省内外进行联系。在历史上，哈尔滨便是依靠中东铁路（滨州线）和南满铁路（哈大线）以及松花江航运的交通优势成为黑龙江乃至东北的交通中心而加快速度进行发展起来的，最终取代齐齐哈尔成为黑龙江的省会城市。另外长春、石家庄、郑州等可成为省会也是由于类似的原因。

  二是综合性城市的功能优势。省会城市是全省的政治中心，其经济的发展与政治中心建设有着独特的内在联系，表现出很强的内在协调性。省会城市是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两级军区首脑机关等省级党政军最高决策机构和群众团体的所在地。它具有全省的政治、经济、社会活动和重大事件的决策权。同时拥有编制中长期规划、调整生产力布局，财政投入安排，重点投资项目的立项审批，制定地方法规、产业政策进行宏观指导省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特殊影响力。由于其政策信息中心的地位，省会也是国内外金融机构、财团、跨国公司和公司集团总部及外省市政府派出机构的首选地。因而省会不但拥有对整个地区的掌控能力，并且具有很强的服务能力，主要体现在第三产业发达，尤其是金融保险等高端服务业发达，服务的范围几乎是整个区域。除此之外，省会城市一般具有文化中心的功能。省会城市中高校和科研院所集中，有着非常明显的人才优势和创新优势。从增长极发生的角度看，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

  三是历史时期工业布局的优势。解放后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在产业布局等方面通过选择少数交通方便，原有基础稍好的中心城市作为“增长极”发展其侧重点在中心城市，而这些中心城市又几乎全是传统的省会许学强，叶嘉安，。“一五”计划时期—年）国家把建设重点放在具有重工业基础的东北地区，以及武汉、包头、兰州、西安、太原、郑州、洛阳、成都等工业基地丁加栋。不难发现这些工业基地除洛阳外都是省会地区。在上世纪年代中期到年代初期的“三线建设”时期，除发展中心转移到西部地区之外，仍旧有相当数量的工业布局在原有基础较好的省会中，以致其后发展中，众多的国有企业聚集于中心城市，周边地区工业力量薄弱。地方战略发展重点的优势在日益激烈的区域竞争当中，各地政府往往选择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中心城市，依托它参与区域竞争，这个巾心城市便是省会城市。从而省与省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竞争更明确的讲已经变成了省会城市之间的竞争。省会城市的产业基础好，配套设施也较齐全，有利于承接国内和国外的产业转移，若不发挥省会城市的支撑作用，对投资尤其是对外资的吸引能力便非常有限。因而，各省都希望并且已经选择通过投入支持巾心城市的发展，从而在区域竞争中能够脱颖而出，赢得更多的投资进入，进而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

  四是城镇化战略中的优势。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由于人口众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因素，其发展道路具有了鲜明特点，形成了主要依托城市群为轴心的城镇化发展的路线。除京、沪、穗为中心的三大都市群有着非常明显的带动作用之外，还有以省会城市为中心发展次级域性城市群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省会城市一般为省内的经济中心，在全省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各地区通常以省会为中心，通过高铁、高速等高效通行走廊将邻近的地级市联系起来，进而形成区域性的城市群。与长三角、珠三角和首都城市群相比，以省会为中心的城市群是第二个层次的城市群，是带动省域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目前，这类城市群的雏形已现，规划思路明确，发展活力正旺。如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以长沙为中心的长株潭城市群等等，都是在以拥有非常良好发展基础的省会城市为中心，试图通过省会的福射和带动作用，使周边地区快速地发展起来。这样的城镇化战略，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省会城市在区域内的中心地位。

  从种种因素看，省会城市与一般城市相比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表现在人才智力资本、产业基础、市政交通基础设施、信息因素、货币资本等每个方面，这些优势是促进地区发展的主要的因素，同时也是促进省会城市规模增长快于非省会城市的主要的因素。